海南航空推出海南“空铁联运”出行产品--一步即到天涯，海角不再遥远

一些学者将此种关于基本权利冲突的看法归纳为虚无说，[25]理由是其否认个人之间存在基本权利冲突。

我们前面说到，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人们的消费（或欲望）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而人们的生产能力则又是有限的，这将导致人们对货币（或利益）的无限追逐。如果人世间能有一个权威，一个权利（力），接受人们投诉，为人们主持公道，那么，战争状态就不会继续，一切纠纷都可以由这个权利（力）来执行。

姑且不说人是否生而好利，但生而有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则是人们更容易认可的事实。登特列夫最后总结说：近代自然法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和活力，还是因为它为人权辩护。孟子被人们称为亚圣，是孔子之后第二号的儒家人物，仿佛也是如此，他也自称：夫道一而已矣。……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191]因此，法必须信守道，持之中正，不屈不阿：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实质上，哈特与奥斯丁相埒，都坚持道德与法律的两分，并不认为道德与法律有必然的联系。

（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第278—27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原文在黑体字下是重点号，我们这里把它改成黑体字。这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任何事物的变化，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变化甚至向其对立面转换，都是可能的。[39]伍俐斌指出，这种缔约权不由国际法调整，是一种国内法上的权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兼顾维系良好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的需要，而难点在于后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特区所在市获得了立法权。第一，区分内地与港澳的标准是地理空间，即区域。与此相比，维系内地港澳关系的治理机制，即区域合作，在研究和实践中尚处于摸索推进的状态。

[23]此处的关键仍在于，相对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仅拥有中央政府职权，也拥有决定何为中央政府职权之权。三、结语本文所谓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的差别，虽然是对我国一国两制独特经验的抽象，但在世界范围内也并非全无相似的现象。

内地机关、组织和人员在特别行政区遵守法律。[2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四部分针对区域性事务提出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原则，即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关键之处在于，我国并没有为了维护中央特区关系就牺牲内地港澳关系，强迫内地或者港澳任何一方放弃合法利益。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中央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抓紧制定支持大湾区发展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而广东省和港澳特区政府要共同编制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

协议有效期五年，经四方协商同意，可对协议进行修正和展期。柯静嘉本人认为，港澳特区与内地签订跨域合作协议，本是基于基本法第二十条之规定。[4]第二，区分各区域的是社会、经济制度，而不仅是行政区划。邓小平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分析问题的哲学框架是且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

相应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务院港澳办等中央政府部门如有建议，应当首先向党中央、国务院而非向粤港澳提出。而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也非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

大湾区和长三角未来的规则体系和治理结构将明显不同。其二是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关系（内地港澳关系）。

以上这些条款规定了，港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2000年《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经济特区所在市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的授权。[29]实际上，大湾区也正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港澳两特区政府四方协商一致制定的，不是粤港澳三方协商的结果。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为了维护特区的法治体系和价值，未来大湾区专门机构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比照特区政府政策，或者行政长官所得制定的香港附属法规或澳门行政法规，效力应低于特区立法会所制定的法律。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征。

[30] 参见孙成：《论宪法在港澳实施的异同及原因——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55份规范性文件为样本》，载《交大法学》2020年第3期。在中央特区关系中，矛盾着的是爱国爱港的前提条件和五花八门的其他政治观点。

逻辑上，其必须成为港澳政治体制的基础和关键组成部分。矛盾的次要方面不被主要方面压倒。

首先，宪法第二条已经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得行使一切权力。[51]使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空间范围分别扩展至珠江东西岸的大湾区，是一个选择。

也非像长三角那样，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地方政府编制专项规划。大湾区建设也始终需要中央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协调。不论是立场还是路径，积极性的发挥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而‘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任何增减或形塑的余地。对于全国人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权力边界，黄明涛曾有十分深入的讨论。

实际上，在内地港澳关系语境中讨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主要指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这才是两种制度的本意。[50]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1条规定，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有的学者说：香港居民和其他人的义务只有一条，就是遵守香港法律，不便统一规定香港居民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11] 参见仪浩：《重温邓小平一国两制论述的哲学思想》，载《港澳研究》2016年第3期。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一国两制 央地关系 内地港澳关系 跨域合作协议 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大湾区框架协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商一致，在香港签署。最高人民法院为落实与港澳特区政府签订的司法互助协议，也发布过系列规范性文件。

如果仍然按照两步走程序制定大湾区框架协议的附属规范性文件，那么建立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和经济特区法规之间的直通车是比较现实的法制协调安排。过去人们对此不加区分，笼统地说特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遂造就井水不犯河水式区隔内地和港澳的心理结构和治理模式。[2] 李忠夏近年来对社会主义的宪法规范意涵进行了探索。在大湾区治理结构中，四方当前是何种关系？在单一制国家中，为什么不能由中央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直接管理涉及多个行政区域的跨域合作事务？毕竟，与大湾区规划纲要同年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长三角规划纲要）就没有提及任何跨域合作协议，并确立了由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指导和综合协调、下设办公室会同地方政府推动形成政策体系的治理模式。

两协议各自包括一些补充协议和子协议。按照一国两制和大湾区规划纲要的要求，港澳法律本无作出重大改变的必要。

建设大湾区，应当在维护中央特区关系的前提下，更加着力地处理好过去比较遭到忽视的粤港澳三地间内地港澳关系。毕竟，港澳回归社会主义祖国后，其政治体制，及其在中国整个规范体系和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能不变。

[43]而香港特区立法会对质询权的滥用，早已造成行政主导体制有滑向立法主导体制的趋势。[52] 林彦：《经济特区立法再审视》，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